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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隆多夫：是时候触德国电影的禁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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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宏宇 崔峤 来源：南方都市报 加入时间：2006-8-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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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克·施隆多夫简介
德国电影大师沃克·施隆多夫与法斯宾德、文德斯、赫尔佐格一同被称为“德国电影新浪潮”的代表人物。
施隆多夫出生于1939年，在法国学习和生活15年，曾担任法国“诗人电影”导演路易·马勒、新浪潮电影大师梅维尔、阿伦·雷乃等的助理导演。
施隆多夫于1965年拍摄的第一部电影长片在戛纳电影节上获得“国际影评人奖”。1975年，他根据伯尔同名小说改编拍摄了《卡特琳娜失去的名誉》，评论界由此认为他是极左派恐怖分子的同情者。之后，他与法斯宾德等德国导演合作系列“政治”电影《德国的秋天》(1978年)、《候选者》(1980年)等，凸现了他作为社会批判者的角度。1979年他根据君特·格拉斯同名小说改编拍摄了《铁皮鼓》，不仅在戛纳电影节上与《现代启示录》一同赢得金棕榈大奖，而且赢得当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上世纪90年代，他曾领导德国柏林Babelsberg制片厂，5年前卸任。
他的大多数作品以关注德国当代社会现实和改编文学作品的电影见长：2000年《莉塔传奇》、2002年作品《十分钟年华老去》、2004年新作《第九天》中的创作都涉及德国纳粹时代、当代德国社会极右派、极左派恐怖分子的题材。
8月5日晚，沃克·施隆多夫的新作《第九天》在洛迦诺电影节的8000人露天广场电影院做全球正式首映。天气出奇的好，整个广场也坐满了观众，在湖光山色和星空衬托下蔚为壮观。影片放映前，电影节艺术总监用热情的意大利语介绍导演和演员上台。夜幕下的观众掌声雷动，一次次向这位平易近人却勇气非常的电影大师致敬：施隆多夫是第一个突破禁忌，涉及集中营题材的德国电影导演。
下午的专访却特别自然地从中国开始谈起。施隆多夫的夫人在柏林自由大学学习汉学，今年6月底刚刚从北京大学返回柏林，她毕业论文的题目是《中国电影之死》。施隆多夫是第一次面对中国媒体，也还从来没有到过中国，他笑着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领地，不过也许以后我会陪夫人一起去中国写论文。”
记者：我们知道您是姜文1994年导演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合作制片人，曾经在他后期制作资金出问题的时候帮过很大的忙，完成了影片的混录。
施隆多夫：对，我当时还是柏林附近Babelsberg制片厂的负责人。一位住在上海的法国制片人推荐我看了十分钟的片花，我马上决定合作。倒是和影片中“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背景毫无关系，而是因为其中有个片段：从床下拍摄那个女孩的脚在床边走来走去，让我马上想起了特吕弗的《四百击》，那种年轻人的气息！有意思的是1994年以来我却一直没有看过完整的影片，只看过一盘质量不好又没有字幕的录像带。我夫人6月底从中国回来，终于给我带回来这部电影的DVD，而且有英语字幕！影片真是相当的好！
记者：您个人一直对青年人的“反叛”精神和“理想主义”抱持某种认同。这部《第九天》和你近几部电影包括《莉塔传奇》等等同样都关乎对某种信念的坚持、勇气和力量。但是现实世界里，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在全球的胜利使得对理想主义的坚持变得越来越艰难。对某种信仰的坚持或者是政治信念的坚持是否一直必要？是否需要什么前提？
施隆多夫：我曾很长时间地相信乌托邦，现在则没有什么确定的政治信仰。一个人拍了一辈子政治性电影，现在由于没有确定的信念而停止拍摄这样的电影，我必须承认，这确实是一个道德领域的问题。我们从前的所谓“政治信念”是建于某种社会道德判断之上，这其实是行不通的。我们的信念往往更多是关于“正义”等等与生俱来的概念。我们会发觉，当政治上的某些理想主义随着物质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而失败，含在其中的道德判断也就随之失败，而一起失去了。
这样的问题对许多人来说确实关乎生死。就像这部影片里的主人公：不是单纯的好和坏的问题，而更多地涉及正义和分享、忍耐和坚持、极端情况下人对生存或者死亡的选择。有时候邪恶总是以更“好”的借口和希望出现，但我们可以用沉默来回答它，不必以另一种观点来回应一种观点。我不想只从牺牲者的角度片面地描述“苦难”，而是想从各方面来探讨为什么会有这段历史的发生，当时的真实状况到底是什么样？我不是很赞同《辛德勒名单》的视角，道德判断太容易，相反我非常喜欢《苏菲的选择》。
和扮演盖世太保的演员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们花了很长时间讨论犹大的责任和解读。人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是一个问题，但是行动背后的坚持和力量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恐怖分子是否只能用战争手段来消灭？我都很怀疑。
记者：您的个人信仰具体是什么？是某种心灵能够依靠的哲学理念？
施隆多夫：我希望我能够清楚地知道。我只能说：我相信存在善良与邪恶，但这两者同时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而不只是好人或者坏人的区别。每个人都应该不断探究自我，做正确的决定，最后感觉会好些。最重要的是要忠于自己。世界终究不能被充分地理解，但完全没有哲学观念的支持，我也不能忍受。
我曾经在法国的一所国际教会学校念过书，这段经历改变了我全部的人生，否则我也不会开始拍电影。那所学校不只教授神学，更多是有趣而开阔的世界性知识。我有一个校友是马克思·恩斯特(Max Ernst，超现实主义画家)的朋友，是一个戏剧和电影的超级爱好者。正是因为他，我才开始有了从事艺术与电影的严肃想法。后来我知道，他参加了抵抗纳粹的运动。这些坚持自己信仰、没有浪费自己的人，我经常会想起。出于同样的理由，我的女儿也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
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上帝为什么会允许纳粹和二战这样的事情发生？真的存在上帝吗？我不知道答案。宗教力量有时候也有不尽一致的影响，正面或者负面。有时候，人并不一定需要特定形式的“宗教”，每个人会有自己对世界的认识、解答和精神上的认可。
记者：您同时代的朋友法斯宾德认为电影能够改变人们的生活。您认为电影导演是否真的具备改变他人的影响力？
施隆多夫：我同样认为：艺术非常重要，会帮助我们幸存下来。否则我就不会拍电影了。如何定义电影这“第七种艺术”，并不是我的目标。如果你开始要拼凑一个电影的意义，就会错失它真正的含义，我想必须保持这意义的未知状态。我不想通过电影中某种确定的“信息”或者“观念”来影响和改变别人。好的电影应该像一幅好的油画，或一段乐章：能够给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感知，而使他们不知不觉地改变。我不知道具体朝什么方向去改变，如果太明确，那就是操纵了。我自己从文学和绘画中就得到过很多，六七十年代的人思考都很严肃，爱读书，通过别人的经历来丰富自己的人生。人毕竟是精神动物。
记者：评论界一直认为您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左翼特质。这次您突破禁忌，作为德国导演第一次表现集中营题材，而且采用了特殊的观察角度，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施隆多夫：这个题材对于德国电影导演确实还是一个禁忌，但现在是时候来触及它了。我有这样的义务来尝试，因为还算有一些影响力吧。所谓冲破禁忌，现在只有德国人自己还放不开自己。
我们这一代的人越来越发现世界不是单一群体能够表达的。这部电影是有一些宗教性质，但不仅是关于历史和宗教，而且不是指教堂里的“宗教”。它是关于个人精神层面的“问题”。我更感兴趣的是主人公哪里来的力量抵抗这些诱惑？是关于正义和邪恶：人为什么能做出这些事情？在暴力面前人们如何选择与行动？邪恶怎么能侵入到人的躯体里那么牢固，甚至侵入绝大多数普通人而演变成整个民族的浩劫？在二战时的荷兰，也曾因为大主教签字与纳粹合作，而导致数以百万计的“非雅利安血统”基督徒被关进集中营。
阿伦·雷乃的《夜与雾》不是纯粹的纪录片，而是具备某种论文的结构，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典范。我建议摄制组人员看的惟一电影是1928年的默片：卡尔·西奥多·德里叶的《圣女贞德》。同样是关于魔鬼低吟般的诱惑，那里面有许多非常出色的近景镜头。我不想用大全景表现集中营如何残酷，我更想集中在更小更精确的细节上。神父也有自己的弱点：他发现了铁管子里的水，能够不至于被渴死，却不愿意告诉别人这个秘密。集中营里的盖世太保也并非绝对的坏人——在巨大的集中营权力机器里，不过是骑着自行车来来回回，就能让人怕得要死。
记者：您说相信在德国或者欧洲，五十年或者一百年之后，只要有电影存在，仍然会有此类题材的电影。《钢琴师》导演波兰斯基等等都是您这个时代的人，但是下一代人的态度会如何呢？
施隆多夫：德国导演必须正视这个问题。总是有更年轻的人在考虑这样的问题，很正常。这样在历史上绝无仅有、震动世界的灾难必须一直思考。德国有两个年轻导演的纪录片作品，其中一部名为《衰落》，在世界范围都获得了成功，他们都比我年轻二十多岁。我非常盼望看到下一代的此类题材作品。
记者：作为德国电影新浪潮的代表，您却说过：“德国默片电影时代之后的繁荣其实应该这么看：1965年-1985年的繁荣是例外，其他的时间都是衰败的。”德国电影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施隆多夫：我从来不认为我自己是什么浪潮的代表。我对理念和潮流也不太感兴趣。德国导演的艺术口味太落后太陈旧了，一味模仿成功者的风格，缺乏创新的勇气。德国电影不能总是按照别人的口味去适应调整。整个德国电影工业也在衰败，Babelsberg制片厂最近被卖给一家想做电视制片的德国集团，竟然只卖了1欧元！他们拿走了所有能拿走的东西，真是一件很悲惨的事情。艺术家也许永远也不应该过深地涉足生意，这是我从亲身经历中得到的教训。
记者：您说电影对您只是一种职业。最近拍摄的题材都是很偶然地出现在您的门前：制片人带着写好的剧本来找您。那么您对电影的热情和主动的态度在哪里呢？
施隆多夫：我的电子邮件中确实经常出现很多糟糕的剧本，连5页都读不下去。读了10页之后就觉得一定要拍摄、可以说真正敲开我心门的好剧本非常少见。电影导演总要照顾到现实，尽管有时候也许是错误的。我们必须时时刻刻作某种妥协。我不是神父。感谢上帝，我们幸好不必时刻面对生死的抉择。我发觉，这绝对不是一个决定或者不决定的问题。
我希望能够拍好莱坞的电影，但是我不能。有7年的时间，我因为与哥伦比亚的合约在美国工作，但最后我发现我能做的只是艺术电影、独立电影，做不了其他的。主流的大片我做不了。我的艺术天赋同时也是一个限制。
记者：能否告诉我们您自己一定要实现的剧本和项目？
施隆多夫：非常遗憾的是，我有一满抽屉的剧本，是我自己写的。三年来我一直在准备一部高预算的电影，根据一本卖了200万册的美国畅销书改编，非常好的故事、很有趣的背景：在中世纪一个女人做了教皇——一个女教皇会对宗教机构和政治有何等影响？但这不是宗教电影。还有与柏林一位作者合作的两个小故事，非常当代的柏林故事，新现实主义，没有太多动作，人物性格很明显。可是没有制片人感兴趣，我找不来钱。
我现在只是享受工作，现在的工作，然后期待下一个项目。我非常高兴我能够一直工作。这一部电影只拍摄了25天，预算非常紧张，甚至比电视电影高不了多少，但我毕竟幸存下来了。
★《第九天》电影简介
1942年，数千名卢森堡的神父拒绝与纳粹合作，被关押到德国达豪集中营，每天的噩梦生活极其残忍。神父亨利·克莱默有一天被意外释放，遣返回家。不久他发现，纳粹并不是怜悯他母亲逝世，而是想利用他的影响力在九天的假期里改变卢森堡大主教对纳粹的对抗立场。如果他令主教签署合作宣言，纳粹许诺还他彻底自由，并释放集中营里其他成千上万的神职人员，否则便将他送回集中营。神父最终选择了坚持信仰，返回集中营。
电影根据卢森堡大主教让·伯纳德的真实故事改编，从全新的个人宗教角度，而不是凭借表现受害者的悲惨境遇，来反观这段黑暗的历史。施隆多夫说：“影片涉及宗教、集中营、良知、勇气，就像从一杯水里看到整个恐怖海洋过去的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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